习语品读｜“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以行政级别来设立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区，强化了开发区政企不分的色彩。

比如腐败，腐败这个问题已经反复讨论了很多次了，腐败怎么产生的呢？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讨论"官倒"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倒"就是因为搞市场，货币金钱的作用大了，所以就刺激了人的贪欲，人的贪欲大了，所以就刺激了"官倒"现象产生。此后出现了三年停滞时期，实际上是恢复了计划经济，一直到1992年。

到上世纪末，个别省到本世纪初，小型国有企业和基层政府的乡镇企业，基本上都已经放开改制了。双重体制状态之下，改革就不会像当时那样，一改所有人都得益。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改革，当时要执行的叫做最小一揽子改革。刚粉碎"四人帮"时，还没有找到根本性变革道路时，确实像陈云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财新记者：你刚才讲到1989年到1992年三年停滞期。

财新记者：就像你刚才所说，危机到来的时候也有两条路，一条是加强政府干预，另一条是推进改革。这个问题其实在理论界早就解决完了，那时候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腐败是"官倒"流行的原因，因为权力介入了经济活动，造成了寻租的环节。在三规律约束下的稳增长，意味着主观政策变化必须受理性的支配和约束。

  稳增长政策应更多关注就业 既然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那么，政府对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度的拿捏，政策思路也该有所调整。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尽管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充分就业，但是，应当说，就业在旧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中并没有被赋予其应有的权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常态下政府不需要增长率，而是需要好的增长。

即：从关注GDP的增长率或通胀，转向更加关注就业的变化。例如，2002年至2014年上半年各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3%之间波动，同期GDP季度增长率在2007年季度一度达到15%，最低的增长率为7.4%，GDP增长率的较大波动性与登记失业率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或者说，经济增长率出现50%的大幅度下降并没有伴随失业率的下降。

另外，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需求之间关系的分析，不难发现一个类似的怪现象：在2000年至2008年初，中国就业需求持续上升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强正相关。那么，政府应当将增长率稳在什么样的水平呢？这要取决于对适度经济增长的界定。虽然供给面的改革在新常态下的稳增长中至关重要，但供给面改善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显现出来，稳增长又常常迫在眉睫。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

正因为如此，面对实现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旧常态下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对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仍然只是微刺激。即便许多人都强调当下改革的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应当是对草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的改革也要紧紧依靠人民。基于新常态的认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可接受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急功近利地将GDP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直接目标，意味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这一论断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时光流逝和经济过渡到新常态而过时，相反，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更凸显了该论断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的，若未来实现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7%，2020年和2049年的中国人均GDP将分别达到10834美元和77077美元。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稳增长中，应当确立总供给政策与总需求政策的主从关系。

要注重拿捏好总需求管理的度和结构。在主观目标上，虽然政府不再唯GDP论英雄，但适度经济增长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但总需求政策仍会在稳增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总量均衡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总供给的增长必然要以相应的总需求增长，才能使产品有销路、没有非意愿存货积压，实现总量均衡。质言之，即便短期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为实现既定的宏伟社会目标，仍具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总的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还是制度改革中实践的新发展及其经验的总结、改革设计及其效果的反馈，均需要有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侧重面与着眼点的不同，会导致政府迥然各异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有天壤之别。其次，技术创新始终是经济增长连绵不绝的动力。

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就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经济政策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奥肯定律在中国似乎并不成立。若2014年至2049年，中国年均增长率能够达到5%，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39000余美元。

政府也应当树立起恰切的税收观，即税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为政府敛财的工具，而是调节收入差距或为企业经营活动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保障，因而合理的税收应当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和创新的活力，有利于供给的增长。若仅基于对税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项税收政策堕化为与民争利的收入财富压榨机。

习总书记也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依赖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机制的经济，本身具有更强的应对各类不利冲击的韧性和灵活性。

但是，技术创新需要人才培养、金融支持、专业制度等创新体系的强有力支撑。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满足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合约结构下，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中，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潜在增长率与政府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下限之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   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专题： 新常态 稳增长 。

很明显，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

在新常态下，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为稳增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能够通过更灵活的微观机制和审慎稳健的宏观政策组合，实现有质量、有效率的稳健经济增长。中国能否培育出适合大众创新的土壤，是中国能否在新技术革新的潮流中继续充当增长领跑者并提高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

从社会发展目标来说，适度经济增长率应当符合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是新常态下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可容忍的最低限。旧常态无论是保增长还是抑制过热，政策决策忽略了就业指标，可能与中国失业统计的不健全有关。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我们认为，政策决策中，就业权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也能够避免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GDP，让宏观政策多了一些人文关怀

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这意味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下限，明显低于当前政府7%-8%的增长目标区间，也明显低于国内大多数学者所估算的7%左右潜在增长率。

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降低了资源应有的产品供给能力。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

若2014年至2049年，中国年均增长率能够达到5%，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39000余美元。在此增长水平上，不会有太多非意愿失业，也不会有设备过剩，资本与资源均能得到充分利用。